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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我亲身经历的西藏民主改革

2014-03-26 13:55 来源:西藏新闻网 点击:0

王贵2009年3月25日在北京的家中(刘阳禾摄影)

  王贵 1931年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1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时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先遣队侦察参谋,亲身参加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在西藏工作了31年,历任西藏军区参谋、科长、边防站长、处长。1981年到军事科学院任研究员,1988年离休。

  编者按:近日,本网记者在北京专访了年近80高龄的王贵研究员,听他讲述了50年前西藏民主改革时期,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难忘的感受。下面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文字稿。

  记者: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最常用的方式有哪些?

  王贵:民改前,旧西藏广大农奴的“差徭地租”是极为沉重的。

  那时,西藏的土地全部归官家、贵族、寺庙三大领主占有。农奴主把土地分为两种方式经营:一种是自营地,一种是差(份)地。举个例子,假如一个贵族的庄园有三千亩耕地,其中有两千亩比较好、离居住地比较近的耕地就是自营地,收入全部归贵族所有。剩下的离的较远的、比较次的土地就划分成一份一份的租给庄园里的农奴,这就叫“差地”或叫“份地”,这个“差地”的收成归农奴所有,但土地的所有权是归农奴主的。农奴因为种了农奴主的“差地”,就必须得给农奴主无偿地干活,叫“支差”。这种“支差”的内容很多,首先是一年四季必须要为农奴主无偿地耕作自营地。西藏在民主改革前,社会性质是早期的封建社会,还带有奴隶社会的残余,三种交租(差徭、实物、货币地租)方式都有,但最主要的就是差徭地租。农奴最苦的就是差役多,他们有支不完的差,给农奴主种地只是差役的一种。其实,农奴得支各种各样的差。我在昌都看到寺庙的差民要给寺庙盖房子,要支修房差、背石头差、泥瓦工差,还要支修水渠差。昌都澜沧江地区森林多,农奴要为农奴主伐木,上游的要支伐木差,中游的要支放木差,下游的要支背木差。山南地区生产竹子,农奴要支竹子差。山南出染料,农奴要为西藏喇嘛染红衣袈裟支染料差,还有酥油差、骡马运输差等。西藏地方政府有一个官员,从拉萨到昌都去上任,携带各种行李有二、三十驮子,32天的路程,沿途农奴白天要无偿地支骡马牦牛运输差,一站一站地转运过去;夜里,农奴要为官员的休息支垫子差、背水差、灯差、送柴差、送草差……各种各样的差役比头发还多。这种支不完的差,使农奴十分痛苦。一般的农奴家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得给农奴主出劳役干活,多的要占70—80%。当时的春天常见一种现象,一片相连的土地,农奴主家的自营地里灌水施肥后庄稼苗都长出来了,而另一边农奴的差地里却是光秃秃的,因为农奴根本就来不及耕种。而秋天的常见现象是,农奴先把农奴主自营地的庄稼收割、打场送回去;晚上再借着月光为自己的差地收割。农奴支不完的差是最苦最累的,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差役就有几百种之多。民改之前,我还亲眼看到,西藏农奴除了给农奴主支差,还要被旧藏军抢夺骡马和拉去无偿支差,受的苦难极为深重。


1953年 王贵(右)在拉萨

  记者:当时西藏的旧噶厦政府是依据什么“章法”统治的?民主改革前,国家能为广大农奴做些什么?

  王贵:我举个例子吧,1953年修筑康藏公路时,腐败无能的旧噶厦政府,居然是根据120多年前的《铁虎年耕耘差率簿》对西藏各地户数、人口的统计数量来派差的。

  1951年,中央政府出资修筑康藏公路,当时解放军出动了两个师、7个团的主力部队,再加两个工兵团,还有内地的一万多技术工人,从东往西修,就是从甘孜、昌都那边修过来。1952年之后,为了赶工期,需要动员一部分藏族民工来从西往东修,就是从拉萨往东修。经过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根据《十七条协议》,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后,噶厦政府同意从公路两侧人口比较稠密的48个宗、溪派差一万民工参加筑路,当时民工和粮食由西藏地方政府解决,民工的工资和筑路工具由中央政府解决。西藏军区和噶厦政府组成了一个联合筑路委员会。我当时就在这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做工作。

  因为当时还没有民主改革,各地宗、溪派来参加筑路的民工都是农奴,属于支差性质。结果1953年开春,只来了8千多人,还缺少近2千人。我们在联合筑路委员会与噶伦索康联系,他们说:这是根据《铁虎年耕耘差率簿》派差的。后来一问才知道,他们这个《铁虎年耕耘差率簿》的册子是一百二十多年前,根据当时的人口和户数统计写成的,这就有很大误差了。参加开会的军区政治部刘振国主任就开玩笑说:“索康噶伦啊,你们了解的实际情况不够啊!”索康当时也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那天出席会议的藏政府官员江乐金说:“我们的藏政府啊,比国民党还腐败。”说这话的江乐金就是后来西藏大学校长次旺俊美的祖父。

  当时筑路是由国家给民工发工资的。这些来参加筑路的农奴都是由农奴主的管家或头人带着来的。过去农奴给三大领主支差从来都没有想到会给工资。那些带队的管家并不干活,是专门看管这些农奴的。我们发给民工的工资开始往往就被管家、头人拿走了。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开始给筑路的民工发食物和衣物等实物,也发放工资。这样那些管家、头人就不易克扣了。来参加筑路的民工们都高兴得很。

  在修路的过程中军民关系非常好,那时是由部队带着民工修路,教给他们修路的技术,危险的山石路段由解放军来修,容易修的土方路段由民工来做,一个战士一般要带10个民工,多的时候要带30多个,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很爱护他们,这是一个很好地开展群众工作的机会。修完路后,这些民工回到48个宗、溪之后,都夸解放军好。这些当过筑路民工的农奴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了民主改革的骨干。

  记者:在西藏的民主改革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贵:那时,人民解放军全力配合了西藏的民主改革。

  1959年3月,因为噶厦的多数噶伦都参加了叛乱,标志着西藏已经从局部叛乱转为全面叛乱。3月28日这一天,国务院宣布解散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这样,西藏反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政权就彻底解体了。

  平叛之前,按照《十七条协议》,党在西藏的工作是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中心,相应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一切服从上层统战;平息叛乱后,中央决定改变西藏工作的重心,转为以直接发动群众为中心,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投入民主改革,同时做好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

  当时的西藏,地方干部少,藏族干部就更少。解放军在平叛过程中,又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那时候只有几个分工委和几个重点的县有藏族干部,县委地方干部根本不够用,大部分的地方工作就由解放军抽调干部、战士指导进行。而参加民主改革就面临语言等问题,藏族干部、战士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了。正是在那时候,咸阳民族学院的三千多名藏族学员主动要求返藏,参加平叛改革,他们都是农奴子弟,条件非常好。解放军当时就吸收了其中的500名,分配到部队,使每个连队都有了藏族干部、战士,他们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搞民主改革。

  解放军执行的是“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平息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这片平息叛乱后,马上就改革,地方党委虽然也要派人统一领导,但是具体工作往往以解放军为主,部队派出干部战士去发动群众。例如,到庄园里面帮他们算账,挖穷根,诉苦,算出农奴生产了多少东西,但劳动成果却被达赖、贵族等上层领主占有,让农奴明白,不是达赖养活了农奴,而是农奴养活了达赖。这就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应用到西藏农奴解放和民主改革的实践中去了。通过给农奴讲道理,帮他们挖穷根——为什么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支差、挨皮鞭子,老百姓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很多。他们原来还感谢达赖,感谢农奴主给了一块“差地”的“恩情”,现在翻身的农奴明白了,是农奴开垦出来了土地,农奴本应该是土地的主人,可贵族没有劳动,却占有了土地。觉醒的农奴想通了“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道理,就挺起腰杆来,斗地主、吐苦水。

  民主改革摧毁了旧制度,政权被翻身农奴掌握了。开始的时候是选农民协会主持分土地。全西藏第一个民主改革分土地的试点是山南乃东县的克松庄园,奴隶尼玛次仁被选为第一个乡农民协会的主任,后来就成为乡长了。当时分土地都是在翻身贫苦农奴、奴隶的主持下完成的。这些翻身农奴刚开始时还不适应,不相信自己是真地翻身作主人了,开大会时,他们都不敢走进贵族索康的家里去。山南民改工作组就告诉群众:“贵族家的楼房也是你们盖的,现在索康参加叛乱,跑到国外去了,你们怎么就不能进去开会?”这样,翻身农奴才走进去开乡农民协会的会议。


2000年王贵(左)与民主改革积极分子仁增旺杰在隆子县列麦乡

  记者:西藏的民主改革分为几个阶段?以您的亲身感受谈谈民改给翻身农奴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贵:西藏民主改革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反双减”(“三反”:反叛乱、反人身依附、反奴役; “双减”:减租、减息);第二个阶段是分配土地。

  我参加了1961年民主改革的复查工作,亲眼见到了翻身农奴的生活变化。1961年,我带着一批要毕业的学习藏语的学员(已经学习一年了)到澎波地区实习了三个月,结合到老百姓中间实习藏语文,开展土改复查工作。澎波地区的贵族比较多,差巴也比较多,这些差巴已经都解放了。当时我看到,经过两年民主改革之后,翻身农奴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奴主叛逃后,农奴们分到了土地,也分到了房子,也能吃饱肚子了。很多人都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能分到土地,能有自己的奶牛,还能住上自己家的房子,真正的救主是毛主席呀。那时候每天晚上,老百姓都自发地出来跳锅庄舞,有时能跳到夜里两、三点钟,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跳。民改之前,老百姓家里供奉着达赖的神像,民改之后,老百姓家里都挂毛主席的像。1961年、1962年开始,在保证农牧民自己吃饱的情况下可自愿把余粮卖给国家,那时也没有农业税。当时,农牧民很热情,也很积极地卖粮。据我所知,除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有一段时期收农业税外,西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现在一直免税。

  当时,是用普选建立人民政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群众中宣传,由农民协会进展到人民代表的普选工作,各村、乡、县、地区和自治区都有群众自选的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府。

  记者:今年是纪念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和民主改革五十年,为什么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人要打着“人权”旗号极力反对呢?

  王贵:我们纪念民改50年正触到了达赖集团的痛处。

  我最近一段时期,感到特别舒服、特别开心,因为西藏对外宣传工作打主动仗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过在西藏的宣传问题上,我们老是打被动仗,总是在别人攻击我们之后,我们再解释。其实,我们应该打进攻仗,我们要多宣传藏区的真实情况。这次我们纪念西藏民改50年就是打了个主动仗,打到了达赖集团的痛处。

  民改之前,我亲眼看到过农奴主打农奴,也直接听到过很多农奴主和贵族说:“这些农奴和毛驴是一样的,你得打,不打他,就不会好好给你干活的。”民主改革前,农奴主、贵族根本就不把农奴当人看。现在达赖集团在国外大谈“人权”,他们有什么资格谈“人权”?他们过去根本不把百万西藏农奴当人,就是当成会说话的牲畜。如今的达赖集团对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避而不谈,反而把它说得很美妙、很自由。达赖集团自我标榜的所谓“藏人”,只是那些失去旧西藏统治农奴权力的占旧西藏人口总数不到 5 % 的少数人。

  正好可以引用毛主席当年说过的话:“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于同情,但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就是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选自: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我认为:人权这个词是外来词,在藏语里是没有的,你们既然要讲,我就给你们讲:旧西藏的人权,只是那些“三大领主”有人权,他们的人权就是剥削压迫农奴的权力;可百万农奴根本没有人权,他们的人权就是受剥削受压迫当牛作马的权力。我们的人权观和你们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是百万翻身农奴的人权,反对的是剥削压迫人的人权。

 

(责编:闵闻)